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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小说家和他的写作地理

夏商:小说家和他的写作地理

文学报

作者:王秀才(转) 来源:景东银生网  浏览: 【字体: 字体颜色

[摘要]小说是一种伤感的艺术,是对旧事物的还原。写小说和做新闻不一样,新闻是越新越好,小说是越旧越好,因为要有情感的沉淀以及真相的沉淀,材料过新对我就形不成刺激。

 

好的小说,它的真实度往往是超过历史书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小说比官修史志更能还原当时的世情民俗,正是源于小说扎实的细节。官修史书要为当政者粉饰,会隐瞒真相,会与事实发生出入。所以有时候查资料,要货比三家,通过类比、推理、倒排等方法,使历史的细节更接近事实。

小说是一种伤感的艺术,是对旧事物的还原。写小说和做新闻不一样,新闻是越新越好,小说是越旧越好,因为要有情感的沉淀以及真相的沉淀,材料过新对我就形不成刺激。那些远去的人和事也是我的一种乡愁,乡愁不是说我对故乡的一种离愁别绪,也包括我对于人和事的离愁别绪。

三段生活地理是我写作的富矿


为什么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不一样?因为有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与独特记忆。过往的土地、童年、青春,加上回忆、思考、材料筛选,通过文字进行还原、杜撰、结构,进行表达。


上海是个移民城市,我恰巧出生在这个城市,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机缘巧合,和绝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祖籍在江苏建湖,根据可循的族谱,再往上是苏州,再往上是长沙,家族的迁徙已400多年,我儿子在国外留学,如果在国外定居、结婚,后代就再度完成了迁徙,可能就成了“香蕉人”,再过若干代,中国血统可能越来越少,等到只剩下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的时候,就完成了人种替换,基本不再是中国人了,这是我所喜闻乐见的,当然,那时我早已不在人世。开个玩笑。


所以家族史的偶然成分很大,往往一个人就改变了后代的命运。当时和我祖父一起闯上海的是族里三兄弟,那两个兄弟因为无法立足,后来回老家务农了,等于就没走出来。这种偶然性代表了近现代上海家族发展史的一个规律或缩影,我们夏家是一个缩影,李家王家也差不多。我祖父是染布的,有点手艺就留在上海了,两个兄弟没手艺,只能拉黄包车,后来就都回去了。如果我是那两个人的后代,可能现在还是生活在苏北农村,也有可能就没有我了,因为随着生活际遇的变化,我父母可能就不认识了。所以说命运是一连串偶然的叠加,每个外来者到上海发展都有类似的家族史,每个家族史拿来写,都非常精彩,如果能活一万年,我能写一千部长篇小说,当然生命有限,不可能写那么多,只能写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我最熟悉的那部分。


我有三段完整的生活地理,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意识到这是写作的巨矿:第一段是小时候在沪西东新村跟祖母生活,那是一个比棚户区略好的穷街。住房非常逼仄,年幼的我跟祖母小姑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我是从浦东农村借住在祖母家的乡下孩子,所以老街上的小朋友都不和我玩,幸好有两个表哥,就当他们跟屁虫。他们要读书,我就一个人在苏州河、铁路北、西宫、曹家渡、大自鸣钟游荡,对这些地方的人与事烂熟于心。


我父亲是沿海海员,大概三四个月才能见他一次。他的航程从南到北,大概是从福建到辽宁。父亲带回来最多的是烟台苹果,他一回上海就来奶奶家接我回家,也就是我第二段记忆的发生地,浦东周家弄。九岁以后,我正式回浦东乡下读书,直到初二辍学。由于沪西的住房实在太小,父亲结婚属于半入赘,就是住在丈母娘家,但孩子还是随父姓。父母比较有骨气,申请了一块宅基地,自己造房子搬了出来。当时来说,海员的收入还是比较高的,但因为要赡养家人,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给了祖母,所以造房子时东拼西凑借了1700块钱,这笔钱现在只能请客撮一顿老酒,我父母整整还了8年。那个房子我一直住到18岁,开始是水泥地面,后来因为门前的浦三路抬高,家里地势低雨水倒灌,就用泥土夯成了地面,黄梅天墙角会长出蘑菇,由于潮气太重,导致母亲关节一直不太好。我很早就辍学,辍学后浦东征地,动迁后在工厂上班。后来辞职,在社会上谋生,同时写小说。


第三段是我32岁后搬到浦西,住在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区,周边是比较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生活。这时候,才算比较深入地切入到城市腹地,跟所谓中只角上只角的市民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到今天也有十五年了。


我个人的生活就这么三块,前面两块可说艰难穷困伴随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回头看,小时候苦不堪言的生活,对作家真的是财富与资源。我是浦东开发前原始状态的亲历者,根据这段人生,我写了《东岸纪事》。因为辍学早,在社会上混迹过一段日子,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我去杭州做讲座,有个记者的报道标题说,《东岸纪事》写的是浦东“老炮儿”的故事,一时觉得好有道理,竟然无法反驳。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年轻的时候要有一些荒唐经历,最好做过小流氓,不一定做大哥,但总要在社会上混一混。小说不是用来写真善美的,更多时候是用来写假丑恶的。有些东西光靠虚构也是拿捏不准的,最好有切身体会。搬到浦西之后,去浦东的次数少了,那块土地离你越来越远,反倒产生了乡愁,突然就想写一写浦东。


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特意去买了尼康相机,把熟悉的边边角角拍了好几天,当时就觉得可能写完后这些老风景就不存在了,果然等我六年后写完小说,照片上的地方基本都消失了,这可能也是这部小说的地理学价值。当然我的目的不仅仅是写地理,我更关心世态人情和人的命运。


这里还有一个写作常识,一个作家的能力,并不仅仅来自材料,虽然材料对于作家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是写不出来的,首先我没有在拉美哥伦比亚的生活经历,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时作为一个同行,我会考量如果我有这个材料,有没有能力写出来。材料是先天的,是个体生命的机缘巧合,人生经验无法篡改,写作能力却是有高下的。作家看到一部好作品,心里会有一个判断,如果这个材料给我,是不是也能写得这么好。有些写作能力可以通过努力接近,有些则永远达不到。


《东岸纪事》对我而言,还有一个重要暗示,就是原来自己也有能力写大作品,在这之前,我的长篇都在20万字之内。那天在苏州做讲座,当地两个小说家朋友就比较羡慕我,因为她们的长篇都是十万字出头,对四五十万的长篇比较敬畏,确实,有很多同行不能写特别长的东西,写大长篇很痛苦。对我来说,花六年写一个大长篇,和花半年写一个小长篇,耐受力是不一样的。而且驾驭大篇幅,人物一多,线头一多,无论记性多好,故事总是比较容易穿帮。以《东岸纪事》为例,前面写到乔乔的妈妈是独女,后面搬家的时候突然冒出个弟弟。这个小细节的瑕疵,发表时杂志编辑没看出来,出书时出版社编辑也没看出来,后来还是一个普通读者给我微博私信指出了,加印时改成了表弟,虽然不影响大局,但毕竟是细节的穿帮,细节对小说来说太重要了。我越来越相信这样一个创作法则,即成也细节败也细节,写小说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写细节。


没有小细节,就没有大叙事


写作经验的丰富,并不是说写作开始驾轻就熟。其实写作对我来说,正成为一件越来越难的事,因为驾驭故事的能力在增长的时候,野心也在变大。这个野心让写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东岸纪事》从动笔到今天十年了,出版也四年多了。这当中我对文学有了新的看法,以前我主要关注人的命运,现在更关心社会变迁,更关心是什么力量导致人的命运的变化。相应地阅读兴趣也发生很大变化,小说看得少了,主要看历史类、政治类、法律类著作,对历史真相越来越感兴趣,对那些被遮蔽的时间缝隙中的细节越来越感兴趣。


年轻的时候写小说,沉迷于虚构,天马行空,连故事的发生地经常都不标注。人到中年,开始往实里写了,《东岸纪事》的设计人物中,就有意识植入了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和虚构的人物形成互动,完成虚实相间的叙事。


相比纯虚构的创作,写实的难度不是增加了一倍,而是增加了十倍百倍,原因很简单,画鬼容易画人难。现在正在写的这个沪西题材小说要从1913年写到2000年,1980年以后的故事对我来说比较熟悉,前面的半个世纪,要查大量资料。这种资料除了大的历史框架,更多的需要细节,没有小细节,就没有大叙事。


那么,什么样的细节才是有价值的呢,我的要求是包含了时代密码的细节。举个例子,马丁太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主妇,因机缘巧合,遗留下一些上海孤岛时期的日常凭证。通过这些凭证,我们知道她1940年搭乘美国海军舰艇来到上海,不久去了厦门,短暂停留后又返回了上海,通过美军巡洋舰上散发的上海旅游指南,她租下了西摩路上的一栋房子,1月22日,安装好了电话,付了3块钱接装费和15块钱押金。电话号码是37161。3月1日交了218元7角5分房租,这笔钱相当于她几个月的电费和电话费。而电力公司的票据上显示,他们还提供电炉、马达和电热水器等设备的租赁服务。


马丁太太是个时髦女性,喜欢打扮,留下不少订制服装的票据,比如她去同孚路334号鸿翔时装公司订过一套蓝色洋服,40元定金,另外20元取货时再付。然后去了一路之隔的慕尔鸣路口,那儿有家贯一服装公司,皮草很有名,宣传单片正反面各印了英文和法文,说他们家的皮草得过1935年芝加哥工业展的奖项。


6月14日,马丁太太收到了电话账单,9块多钱,包括了六块五的100次市内通话包月和89次额外市内话费。有趣的是,由租界打往南市闸北等华界地区需要加拨区号另收电话费,而挂在墙上的固定电话机和自由摆放式电话机的收费也不尽相同。


10月18日,她收到上海国际电台的电报通知单,电报单有三种文字,第一行是日文,然后是中文和英文。马丁太太还去过城隍庙求灵签,居然也是中英文对照,可见当时求灵签的外国人也不少。这位马丁太太抽到的是上上签,不知道后来在上海的运气是不是好。


以上这些细节看起来琐碎,却可以从中捕捉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时代密码。首先,我们对这些票据会有一个总体印象,那就是当时的上海已经非常国际化,再来看细部,马丁太太的电话号码是37161,五位数,说明当时上海的电话装机容量理论上已达到99999台,也就是近十万台。电报单有三种文字,第一行是日文,排在中英文之前,说明了日本人在孤岛时期的政治地位。你看,这些细节的力量,比宏大叙事的说教精彩得多,一下子就把当时的社会面貌反映出来了。


这样的资料很珍贵,但只要认真寻访和钩沉,还是能找到很多,比如我最近购买的《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一书,也非常详尽地列举了上海当时的生活点滴,作者颜滨不是什么名人,就是一普通市民,这本被侥幸发现的日记,说不上有什么文采,就是一些家长里短,但这种民间第一手资料的价值相比历史学家正儿八经的著作,其价值一点也不逊色。


如果把这样的细节植入小说,比那些干巴巴的叙事鲜活得多。好的小说,它的真实度往往是超过历史书的。有时候我们看小说会觉得比官修史志更能还原当时的世情民俗,其原因正是源于扎实的细节。另一方面,官修史书要为当政者粉饰,会隐瞒真相,会假大空,会与事实发生出入。所以有时候查资料,要货比三家,通过类比、推理、倒排等方法,使历史的细节更接近事实。


再回到我那部沪西题材的小说,我记得我18岁也就是1987年那年,中山北路曹杨路铁道口,曾发生过一起火车与63路公共汽车相撞的恶性事故,但具体是几月几号和具体的死伤人数记不得了,我就去查上海市志,查到了,是4月18日,死4人伤40人。就把这个线索记下来作为小说素材备用,过了一段时间,为了查另一个资料,借阅了普陀区志,正好翻到交通那一节,它上面的记载是,4月18日凌晨4时16分,沪杭线曹杨路道口值班员刘建军因打瞌睡而未将栏杆放下,发生火车和公共汽车相撞事故,伤38人,死6人。刘建军因失职被逮捕法办。


你们看,在两部官修史志中,后续报道死伤人数居然是不统一的。1987年离开现在才几年啊,一个离我们这么近的事件,我们都无法做到真实,别说更悠久的历史了。如果把这种数据植入小说,第一手材料就错了。虽然未必影响情节,但毕竟是瑕疵。


当细节难以还原的时候,会有一种虚无感,不知道历史的真相在哪里,同样在这部沪西小说中,我也提到了五卅运动和顾正红的死,关于这段背景,我也去做了田野调查,结果又发现了历史的大乌龙。


我们知道,五卅运动发生在1925年,起因是纺织工人和资本家的劳资纠纷。但就在事件快要平息的时候,当时地下中共组织,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召集了一帮人,有工人也有社会上的一些“吃瓜群众”(网络语,指不明真相群众),跑去抗议,这其中就有顾正红,15号那天去纱厂,结果被击毙了。半个月后,就是30号,上海学生抗议打死顾正红,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了一百多人。然后更多市民聚集在英租界老闸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开枪打死十三人,引发全国游行抗议,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大致过程。这里就有两个乌龙,我说其中一个。对枪杀顾正红的凶手,不管是当时还是当下,绝大多数说法都指向了川村利兵卫。但这个川村在三年前的1922年已经死了。你们看,历史的吊诡和虚假在这个细节中暴露无遗。


在我探究顾正红身世的过程中,我知道了“东新村反革命事件”,这件事发生在1953年,正是镇反高潮时期,东新村反革命事件枪毙了8个人,在普陀志上可以查到这个老新闻,但对事由介绍得非常粗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说素材,就去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查,只查到这些案犯被枪毙是因为冲了东新村派出所,但为什么要冲派出所,没有来龙去脉,为了这个细节,真是煞费苦心去找,最后还是没下文。


就在我准备放弃这个素材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二祖父,他是我祖父的堂弟,是目前夏家在上海亲戚中辈分最高的,也是年纪最大的,因为平时走动少,就没想到他或许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就买了水果去看二爷爷,他耳朵背得厉害,表达也有点困难,借助他儿子,也就是我堂叔贴着他耳朵叫唤和翻译,花了近一个小时,他居然把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完整地说出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材料比我想象中还要精彩,我就不剧透了。我想提一下的是,这个采访做完不到半年,二爷爷就去世了,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我当时心念一动去找他,那么这个故事可能就永远没有了。你们看,挽救历史的细节有时也是一种运气和缘分,错过了就湮灭了。

小说中的细节,除了逼真的还原,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生活的传奇性往往是大于小说的,我们一直有个误解,觉得作家天马行空,肯定比生活有想象力,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再来举个例子,这是我在查找教会大学档案时看到的一个中央大学搬迁的故事。


这个故事完全就是一个小史诗,拍成电影会非常精彩。如果有恰到好处的植入角度,我会把它写进长篇小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国立中央大学,就是现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当时被称为东方哈佛,抗战时,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内迁了,最有名的是西南联大,等搬家的时候,你才知道国立中央大学厉害到什么程度,大学有实验室有图书馆甚至有附属医院都不稀奇,这所学校居然还有农场,养殖了大量家畜家禽,猪牛羊鸡鸭,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品种,用于育种和研究。


迁徙是好听的说法,其实就是逃亡,就像诺亚方舟一样,有非常多的重要物品要搬上去,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沿着长江往上游方向,还有一条是走山路往云贵方向。仪器、藏书、资料、课桌以及教学设备都要运走,所以这些珍贵的家畜只能放弃,校长对农场负责人王酉亭说,每个品种选一对最强壮的带走,剩下的如果日本人打进来了,保不住也不怪你。


日本人是11月13日攻陷南京的,沦陷的前四天,王酉亭看时局不行了,就把所有牲畜赶上木船,从浦口出发,过安徽,过河南,过湖北,到宜昌,遇到草地就上岸游牧,经过一年时间,把这批动物完整地送到了重庆。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故事,就是因为生活有时是超过想象力的,别的不说,首先大学有农场就超过了一般人的认知,后来的千里运家畜更是恢宏得超出了虚构的笔力。如果这个故事是我编的话,读者会觉得不太可能,但生活就是大于小说的,有时候看一些社会新闻,会觉得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太奇葩、太不可思议,小说都不敢这么写,但它确实发生了,所以小说中的传奇性和生活中的传奇性确实并不是一回事。


对历史的纠偏和还原


除了细节,历史观也是写作中一个绕不过去的课题。前面说到上海之所以成为一个洋气城市,和它的租界历史关系密切。事实上,我们对租界也有一个误区。传统说法认为租界是殖民地,其实不然,历史上全国有过27个租界,上海的两个租界最大,另外25个加起来都没上海这两个大。上海开埠前像没开发前的深圳,是个小渔村,不是什么十里洋场。对入侵国来说,殖民地是无偿的,白住白用,但无论上海还是厦门的租界,是双方自愿的土地契约,是有偿的,属于商业买卖,但因为租赁方拥有一定警权和行政权,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觉得它带有殖民色彩。真实情况是,当时的上海行政长官叫道台,害怕洋人和华人混居不好管理,主动提出把黄浦江旁的一块河滩划给英国人当租界。骨子里就是害怕洋人融入我们的主流社会,现在移民西方国家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报章上经常说华人很难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其实仔细想想,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也是很难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所以说,移民就是客居,融入主流社会的想法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1845年,上海道台和英国人签订了一个文件,叫《上海租地章程》。晚清的那些租界,包括你们福建的厦门鼓浪屿租界和福州天主堂码头租界,都不是白给,都是要花钱租赁的。要么和清政府,要么和民间地主自行谈判,同学们会说大陆土地不都是国有的么?怎么会有民间地主?须知中国历史上土地都是私有的,直到中共建政后土地私有化才结束,这里不展开。


《上海租地章程》写得很明白,双方须商定地价。《虎门条约》中的租地条款也注明租金以市价为准。著名的广州沙面,不是天然陆地,是洋人填珠江围垦出来的,即便如此,也得向清政府交地租。除了租金之外,更重要的是主权,晚清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亲日修好条规》里有一条,华人在日租界犯事,日本无权审判,交给晚清政府,相反也是这样。


这和我们所理解的租界性质是不一样的,它不是军事殖民地,真正意义的殖民你是没有任何主权的。更何况,外国在中国有租界,清朝在邻国也有租界,在朝鲜就设立过仁川清租界,所以说,租界更多是商业行为,后来的中外合资企业,某种程度上也是租界,把土地租赁给洋人造厂房,有年限有租金。


上海租界有点像一国两制的国中之国,保持中立,不允许驻军,军队入境需要缴械。淞沪大战前夕,谢晋元率部经过租界就曾被缴械。谢晋元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那支孤军的指挥官,那场战斗非常惨烈,四行仓库现在还在,我平时喜欢跑步,沿着苏州河从家里跑过去也就两公里。这个仓库现在改造成了办公楼,那堵残墙还保留着,全都是炮弹和子弹的孔洞,谢晋元死后的时候完全是弹尽粮绝,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就这么殉国了,随着四行仓库的失守,上海沦陷,开始了孤岛时期。


不但国军经过租界要缴械,在这之前的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租界都没有直接受到军事冲击,所以在战乱的中国属于比较安全的“世外桃源”。


一开始,租界是不允许华人定居的,因为小刀会骚乱,难民都往租界跑,人口暴涨。你们福建也一样,1932年,红军进入漳州,三万余人就躲进了厦门鼓浪屿租界。所以当时的各界名人都住在租界里,比如刚才提到的鲁迅,就住在虹口,那儿本来是公共租界,后来被日本占领了,民间叫它日租界。


我写的这部沪西题材小说,还提到了圣约翰大学,我知道福建师大前身是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圣约翰大学和你们学校一样,也是教会大学,当时全国有不少教会大学,南京也有,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厦门、福州都有,说明当时福州是非常重要的口岸城市。抗战期间,上海几乎所有的大学,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都搬离了,搬到贵州、云南、重庆这些地方,只有圣约翰大学留在了上海,因为它在租界里找到了房子,好像是租了两层商场,坚持教学,撑到了抗战胜利。


上海开埠至今不过170年,租界就有100年,可以说没有租界就没有上海。百年租界还有个插曲,1943年,汪精卫与日本关系比较好,所以日本就把上海租界还给了汪政府。所以有些材料会说上海的租界史是98年。其实正式收回要等到1945年日本战败,严谨的说法就是从1845年到1945年,刚好100年。租界是从上海开始的,也是在上海结束的,98年也好,100年也罢,租界文化的基因已深入这座城市的骨髓。


外界评论上海经济,说很少出现像马云、刘强东这样的草莽英雄,这或许是上海的一个短板,原因很复杂,从一个方面正是租界气质的体现。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出过很多大亨,但从市民阶层来看,把能进入洋行上班视作成功,可以说,孤岛时期的上海家长,和现在的上海家长对儿女的期望是一样的,在他们心目中,当时的圣约翰大学就是现在的复旦大学,当时的洋行就是今天的世界五百强或者四大行。上海阿姨喜欢讲,阿拉小囡是复旦(或者交大、同济之类)毕业的,在联合利华(或者毕马威、渣打银行之类)工作,他们就觉得很知足很体面,其实这就是租界洋行文化的延伸。


再回到关于上海的写作,对我来说,这些间接材料因为不熟悉,所以要反复权衡、裁剪再合理组合,和小说的故事和人物贴合起来,是非常有挑战性,也是非常有乐趣的一件手艺活。


说到这里,要问我写小说的冲动来自哪里,其实我认为小说是一种伤感的艺术,是对旧事物的还原,总体而言,小说是一门怀旧的艺术,写小说和做新闻不一样,新闻是越新越好,小说是越旧越好,因为要有情感的沉淀以及真相的沉淀,材料过新对我就形不成刺激。如果让我写1990年的事,我能写得蛮好,如果让我写2015年,就根本没法写,因为我还没看清这个时代,然后那些远去的人和事也是我的一种乡愁,乡愁不是说我对故乡的一种离愁别绪,也包括说我对于人和事的离愁别绪。写小说的冲动从何而来呢,举个例子的话,就相当于中年以后见到了初恋情人,她变成大妈了,我也变成大叔了,那个记忆中的美丽姑娘消失了,你的心肯定会疼一下,小说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你疼了一下,然后想把它写出来。(文/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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