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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多种民族的景东彝族

融入多种民族的景东彝族

心入溪流

作者:王秀才 来源:景东银生网  浏览: 【字体: 字体颜色

景东彝族自治县,据资料统计,汉族占总人口的50.51%,彝族占总人口的41.64%,其他民族仅占总人口的7.85%。那么,景东除汉族之外,为什么彝族人口数量一支独大?


嘉庆《景东直隶厅志•卷二十三》说:“明初,原隰多僰夷,山多罗罗,是为土著。”可见,直至明初,景东境内河谷坝区居住的多是僰夷,山地居住的多是彝族(罗罗,亦写作倮倮)。纵观景东历史,境内各民族之间,历来各安其所,也有在长期的民族交错杂居中,他们和睦相处,基本上没有太大规模的内斗。《元史•卷六十一》记载:“开南州,下。州在路西南其川分十二甸,昔扑、和泥蛮所居也。”笔者小时候听过这样故事:蒲蛮与倮倮发生了土地纠纷,相约进行比赛,谁赢土地归谁。第一局,蒲蛮说,要是你们把星星数完,你们就赢了,等倮倮把星星数通(数完),已经天亮了。倮倮说,你们在一个夜晚把水牛角扳直,就算你们赢了,蒲蛮把水牛角放进大锅用水煮,边煮边扳,等到扳直,天也亮了。后来,流传下来一句民间口语“等你把星星数完(或说等你把牛角扳直),天都亮了”,表示事情已经来不及了。第二局,是对调子比赛,最后两句总是唱道:“哀苏噻哎瞧着,尼苏噻哎瞧来。”“哀”应指哀牢夷,这里的“苏”彝语义为“人”或“族”,“尼苏”即“夷人”,彝族繁多的自称中,仍有不少自称“尼苏”。如《汉书•地理志》越黯郡苏祈县有“尼江”,颜师古注说:“尼,古夷字”。据说,现在无量山和哀牢山少数民族习俗中打歌对调子源于此。由此可以看出,“尚德崇文、和谐包容、敢为人先”的景东世居民族的祖先,各族之间争端,只是文斗不用武斗。


《尚书•牧誓》载:“周武王伐纣时,西南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个民族参加。”可见,与彝族有深厚渊源关系的部分“氐羌”和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江汉之“濮”,两个先民交往密切,文化习俗上互相学习借鉴,渐渐融合在一起。而有别于江汉之濮的孟高棉语系“蒲蛮”,演变成德昂族、佤族和布朗族。


《新唐书•两爨蛮传》所谓“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确是实在的情形。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全国有56个民族,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就有25个,云南独有15个。云南少数民族分布表现为大杂居与小聚居交错,且多居住在边疆和山区。有的民族既有一定的聚居区,又杂居于其他民族中;有的民族高度集中于一个州市,甚至一个县一个乡中;有的民族则散居于城镇、交通沿线,或以村寨聚居。全省没有一个县是单一民族居住的县,回族、彝族在全省大多数县均有分布。云南是彝族支系分布最多的省,主要的支系有诺苏、纳苏、聂苏、罗罗、腊鲁、撒尼、阿细、阿哲、葛濮、朴拉、勒苏、他鲁等。研究者认为,“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有6个方言,25种土语”。其实,云南省少数民族交错杂居,几千年频繁交往,各民族之间,语言一定会不断同化和演变,那么用语系语支来归纳某个民族,私下认为不是十分科学精确。如,“开南昔扑和泥所居”,过去扑子与和泥同生活在开南,那么在日常生活、贸易交往中,肯定会有一种互通的语言交流,沧海桑田,应该无法仅凭“什么语系”来认证什么民族种类。


到目前为止,彝族的族源以土著说、氐羌说为主。土著说的观点论据比较充足。它又分西南土著说和云南土著说两种。西南土著说认为,彝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祖国的西南,经过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成为现今的彝族。这种主张的依据,除了汉文文献资料外,更多的是古彝文文献资料和神话传说等。云南土著说认为,云南是彝族的起源地。彝族源于氐羌说的观点较为普遍,它认为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沿金沙江在安宁河流域的邛都和普渡河流域的滇池定居。滇池和邛都的居民,史称“越雟羌”、“青羌”、“蛮夷”、“郡夷”、“叟”等,并不断和当地的僰(濮)人、僚、汉人等融合,成为彝族的先民。据《西南彝志》载“默家的嫡母,其母生六子,由呢作特迁,到朵鲁打去,成了习米濮。”“恒雅笃之世,迁往东方去,居益者陀尼。西部恒家兵,在崇洪坐姆,变成了濮人。”氐羌族与濮人的交往使他们“吸收了不少濮人的风俗、文化,而后来彝族的一些支系便自称为诺苏濮、纳苏濮、倮倮濮、改斯濮、葛濮、阿灵濮等。这些称呼一直流传至今。这些非濮人的西南游牧民族称濮,显然是融合濮文化而把濮人的自称法接受过来了。”有资料说,西汉时彝族的一支先民就以“昆明”为名,其实,羌进入昆明时,濮人早就生活在那里。东汉时的“叟”也是对当时彝族先民的称呼。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僰人)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元以后被称为“罗罗(倮倮)”是彝族的直接前身。


170(也有人认为约50万年至73万年左右)万年前“元谋人”和7000至8000年前的蒲缥人,就生活在云南这片热土上。无论彝族是云南土著居民还是河湟移民,与濮人、僚和汉族互相融合,文化习俗相近或相同。不同文献资料中均有记载,彝族先民与濮人、僚有密切关系,居住地也在不同历史阶段交错相间,各民族间已经形成水乳交融,部分族属归类已经非三言两语能输清楚。如《西南彝志》中的 “彝”仅只是形成今天彝族中的一个源,之所以能 “彝变濮”、“ 濮变彝”,“六祖”之“穆克”部又能长期在濮地活动、生息,说明“六祖”各部与“濮人”文化上有共同之处,源流上有密切关系,所以是什么民族建立夜郎国、哀牢国和南诏国,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焦点。有些资料认为,“濮人的贵族成了彝族、傈僳族(或傣族先民)。”由于地域和历史原因,彝族这个大家庭融合了诸多其他部分少数民族。正因为如此,关于彝族的族源,迄今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成了人们关注的史学之迷,也是民族学、彝学研究领域里的一大难题。


比如,建立南诏王国(738年—902/937年)是哪个民族,国内有人说是彝族,有人说是白族,有人说是白族和彝族,国外资料多数认为是傣族。个人认为,建立南诏国的民族,应该是与濮人比较密切,西南夷中,深受楚国文化影响的濮人当时在诸蛮夷中较为先进,“耕田、有邑居,”“冶铜、铸造等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制陶业、木器加工、装饰品加工、竹器编织、纺织业等都有一定的发展。”(黄正山《楚雄与楚国历史渊源考》)


《新唐书•南蛮传•南诏》载:“南诏,或曰鹤拓、曰龙尾、曰苴芋、曰阳剑,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正是根据这些记载,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把研究哀牢夷的族属作为确认南诏王室族属的突破口。其中已经载明,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说明南诏源于“哀牢”,是哀牢文化的延续。由此可见,南诏的王族,准确的说法就是“哀牢”族。只要搞清楚“哀牢”族就能清楚南诏王族。明顾起元《说略》卷三《方舆下》说:“今按哀牢,即永昌濮人,今名蒲蛮。其色黑,折腰文面,是其饰也。”明董难《百濮考》论永昌濮人风俗说:“诸濮地与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今顺宁所名蒲蛮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饰面。”永昌以正月十六祠大官、小官庙,夷汉皆往会祭,有水旱,官亦往祷。庙在哀牢山下,其神题大官曰“大定戎方天下灵帝”,小官曰“大圣信苴利物灵帝”,不知何神。张志淳曰:“此必蒙氏世隆僭号时,即其始祖生长之地而祠之也。”相传大官为叔,小官为侄,其塑像冠服,皆与蒲蛮同。


据资料介绍:哀牢王族中的舍龙一族,为避难迁居至邪龙(原哀牢国领土、今云南巍山县)。邪龙本是哀牢国领土,被汉朝强行设置为邪龙县,划归益州郡管辖,汉朝势力退出后被豪酋占据。舍龙一族的到来,很快得到哀牢人的支持,势力不断扩充壮大,逐渐形成以舍龙一族为中心的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开始被称作“蒙舍龙”或“蒙舍”。豪酋张乐为拉拢舍龙一族,将女儿嫁予舍龙之子细奴逻。发源于巍山县的元江古称濮水,其上游礼社江亦称濮水。朱希祖《云南百濮考》说:“濮水因濮族而得名。”礼社江两岸居住的濮人,深受楚(国)人对龙图腾崇拜的影响,现在楚雄不仅许多地名都带有“龙”字,而且有不少地方民间还在流行赛“龙灯”或祭“龙”的习俗。那么“舍龙”是否体现了一种对龙图腾崇拜的民族,应当是与居住濮水岸的濮人有极大关系呢。


古哀牢国一般认为在永昌郡建立,据《南中志》记载:“在建武二十三年(47),哀牢部第一次归附,汉设益州西部属国时,其地有闽、越、濮和鸠僚。”《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哀牢)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说:“哀牢臂胫刻文”。这与濮越源于龙图腾崇拜的纹身之俗相一致,结合这个传说在传播过程中由最初触木生子后逐渐加入沉木化龙的因素,可以认为传说的传播为最后共同图腾崇拜的逐渐形成奠定了条件。有人研究哀牢国时认为:“哀牢国,即傣族史籍中记载的‘达光王国’,是濮人(傣族先民)在怒江——澜沧江流域建立的部落联盟国家。”舍龙是哀牢王族,那么南诏国的王族与濮人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南诏第一代国王细奴逻随父蒙舍龙就牧耕于今巍山巍宝山前新村,由此发展崛起。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细奴逻当上了蒙舍诏诏主,改国号为大蒙国,称奇嘉王。有人在“对孟高棉语民族的研究中,发现该语族中的孟人一般被称为‘蒙人’或‘孟人’。孟高棉人在唐代中国史籍中被称为‘阁茂’和‘吉蔑’,但唐以前的称呼不明确。”傣语属东亚语系傣泰语族,彝语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而濮是属于孟高棉语系民族,那么蒙舍诏是否是濮人建立?从蒙化移来景东的民族称为蒙化族,那么蒙化族先民是什么民族?这些都需要有志者进一步研究考证。


经历了诸葛亮南征,以孟获为首的濮人,隐瞒、逃亡、被移民,使云南民族成分变得更加复杂(比如有人认为孟获是彝族,但有资料记载孟获是濮人)。有资料记述,“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或“僰(濮)人”是白蛮的先民。那么如果说白蛮建立南诏国,也与濮人有直接关系。又有《彝族风俗》记载:“滇池和邛都的居民,史称‘越雟羌’、‘青羌’、‘蛮夷’、‘郡夷’、‘叟’等,并不断和当地的僰(濮)人、僚、汉人等融合,成为彝族的先民。西汉时彝族的一支先民就以‘昆明’为名。东汉时的‘叟’也是对当时彝族先民的称呼。唐宋时期的乌蛮人(元以后被称为‘罗罗’)是彝族的直接前身。”可见彝族的先民与僰(濮)人、僚、汉人等融合而形成乌蛮,与濮和僚密切相关(有资料认为,一部分云南的越人后裔,东汉至隋代称为濮或僚,唐宋时期多称僚)。南诏“本哀牢夷后,乌蛮别种也。”“乌蛮别种”的意思是不是“乌蛮的另一种”,也就是彝族先民与濮、僚融合的一个民族?一个南诏国,扑朔迷离,傣族说傣族建立,彝族说彝族建立,白族说白族建立。可见,云南民族之间融合程度之高,已经到了难分难辨的程度。其实,应该是与濮密切有关的哀牢夷建立了南诏国。


1950年始,彝族选择了鼎彝的‘彝’为共同的族称,替代了旧史籍文献中的,‘夷’字,其实“夷”在汉朝时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如“百夷”。据传,毛泽东还曾根据“彝”字的结构形象地说过:“大意为有房住( 彝字部首)、有饭(米)吃,有衣(糸)穿,两条腿走路,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前进。”1949年前,景东漫湾镇澜沧江边一带人去缅甸,常说是走“夷方阿佤”。可见“彝”不能替代“夷”,但是包含了部分“夷”。例如,漫湾镇部分被划归彝族的濮族要求恢复民族登记时,相关负责名族更正的领导说,建国初期登记为“卜”的族应该是彝族,登记为“濮”族是布朗族。建国初作登记工作的人,不一定知道“濮”字写法,而且古代不同时期“卜”和“濮”是同一族属的不同写法,这些一般是要对民族常识有点研究者才知道。有人在被划归彝族后提出申请恢复布朗族族属的要求,而相关负责人说,你们不会说濮话,怎么可能是布朗族(可是彝族话他们也不会讲,却可以划归为彝族)。有些地方在族属登记过程中,凡是不能清晰确认民族种类,就划归彝族,这种现象也有之。景东境内“彝”族,像川河,凡是哀牢山和无量山汇聚的支流,都成了川河。景东境内,“彝族”语言有多个支系,互不相通,却统统归为“彝族”。用“审音勘同”的方法进行古史研究需要接受严格的语言学和历史学训练,姚大力教授认为其具有局限性,“尽管在提供否定性证据方面审音方法的功能较为显著;但是在相反的情况下,仅仅以审音为证据的勘同结论往往是十分不可靠的”。


直至到1949年前后,景东境内的少数民族称呼主要有“摆夷”、“倮倮”和“濮蛮(被蔑称‘黑濮蛮’)”。后来,研究者认为景东彝族包括倮倮、腊鲁泼(香堂)、迷撒泼(蒙化)、罗卧泼(拉乌)和阿列(侎俐支系)。


现在,景东彝族总人口比其他少数民族多,原因应该有以下几方面:


有些民族在杂居中,由于势力弱小、受排挤、被歧视,长期隐瞒民族成分,时间长了,有些民族连自己也说不清或不愿说出自己真实族属。另外,在民族登记工作中,登记工作人员也不可能是“专家学者”,把其他部分民族登记成了彝族。比如,漫湾镇五里村委会垭口村王家,祖上来自于澜沧江西岸云县大沙坝村,建国初期统计民族类别,王家亲兄弟两人,登记兄的时候,登记人员说,你怕是汉族吧,后来就成了汉族;登记弟弟时说,你家怕是彝族吧,后来就成了彝族。而后来笔者曾到原居住地探访,当地人曾经常说“苏王两家真濮蛮”,苏家留在云县,现在仍然是布朗族。而王家一支划归了汉族,一支划归了彝族。


另外,明、清两朝,外省、内地移民大量涌入云南,一部分外来汉族逐渐在倮倮泼居住区定居,与当地倮倮泼女子结婚,久而久之“变服从俗”成了倮倮泼的一员。如,漫湾镇五里坡何家,家谱记载来自江西柳树湾,与当地倮倮通婚,后代变成了现在的彝族。


外来引起的战事,使景东彝族人数变多,其他民族人数锐减。每次发生的战事,对各民族来说,都是一场深重灾难。例如,“1851年,广东花县的落魄书生洪秀全纠集了一帮客家乡勇,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李秀成率军东进,1861年,太平军攻占杭州。战事几乎让杭州全城居民死光。几乎全境都是用吴语的浙江人则由3127万死剩1497万。永久性地毁灭了苏州作为主要商业中心的地位。同时,苏州在太平天国时期遭受的祸害尤其剧烈,其经济虽然后来有所恢复,但是那个引领全国风雅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江南语言势力变迁:太平天国祸乱吴语,上海话因移民后来居上》作者:郑子宁)”。“杜文秀领导滇西农民起义,李文学领导哀牢山山区彝族农民起义,田政领导哀牢山区哈尼族农民起义。义军称‘白旗’,清军称‘红旗’,当地称杜文秀起义为‘红白旗之乱’。景东是义军和官军的争夺要地之一,几次大的拉锯式的战斗殃及傣族,许多村寨被焚毁。山上的彝族和哈尼族久受坝区傣族统治者的压迫,甚忿,必然把怒火喷向统治景东500多年的傣族陶氏知府,焚烧了陶氏府第。由于狭隘的民族情绪作怪,傣族群众也受难、遭殃。他们死的死,逃的逃,即使当时未出走的,或隐姓埋名,或归附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同习同俗了。”(见于景东银生网《景东傣族历史研究》——王国祥)。另据《文井镇志》(2005年版,第10页)记载:“同治三年(1864),杜文秀派部下大司马马旭率部攻打景东,一路由上北区直抵河东,一路取道无量山由下北区大村栅、戴家营、苏家营直抵塘窑,于翌年二月初八攻占景东县城。当年大饥,狼、犬于路袭人而食,饥荒连续四年,至1868年稍事缓和。”《景东彝族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第151页)记载:“1858年8月3日李文学率领的彝族和田四浪率领的哈尼族起义军众将士齐聚在者干土主庙会盟。1864年8月,杜文秀派兵攻打景东,李文学遵守盟约,主动出援,于次年2月间,发兵两路,协攻景东。”战争对经济文化的毁灭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张毓吉先生认为:“楚雄地名的由来难以考证,主要是由于地方史料在清末杜文秀、李文学起义的战火中付之一炬。”楚雄早期的土著民族当以濮人为主,可是现在成了以彝族为主的地方。据《滇系•沐英传》载:在明军平滇之后,朱元璋下令把“在官之典册、在野之简编,全付之一炬。”这些都是战争带来的悲剧 。


同样,《景东彝族自治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年版第11页)记载:“杜文秀部下大司马马旭,率部攻打景东,是年,大饥,狼、犬于路袭人而食,饥馑连续4年,至1868年稍事缓和。游击杨思润复奉命帅兵守景东,时天地荒芜,禽兽食人,兵燹之后瘟疫流行,饥馑备至。”《景东史记 陶府风云(2)》(见于2012-10-09  普洱日报新闻网)记载:“陶府知府到第26任陶琨时,回族起义,杜文秀手下大都督蔡德春率五万军队进攻景东,攻陷陶府,陶琨无子由弟弟陶珍袭职,陶珍于咸丰七年死于回族起义。”李开运章回小说《陶府传》在最后一回中描述道:“陶府后院着起了大火,浓烟腾空,湮没了哀牢与无量,川河水在抽泣,凤凰山低下了头,五龙无可奈何地叹气,大火烧了三天三夜。陶府大印失落了,陶家衰败了,夷民隐姓埋名,四处逃亡……难民们背井离乡,南逃他国,八百年的傣宗陶府拉下破碎帷幕。”


另据史书记载,开南原来是扑(濮)与和泥居住,后来被生蛮所据,被迫濮人南迁、和泥西移。“麓川思伦发入寇”,陶家军逃亡弥渡。再经过以后连续战乱,景东傣族几乎神秘地消失在境内。历史上一直人数较多的濮人,现在也只有在澜沧江畔生活着零星人家。


经过彝族首领李文学起义,哀牢山中段区域内,彝族相对聚集。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景东境内每次战争,造成最大破坏都是坝区,坝区生活着的主要是摆夷、濮人、以及和泥,而倮倮主要生活在无量山和哀牢山高寒山区,战祸殃及较小。并且李文学是率领彝族联合哈尼族起义,那么不可避免地会歧视、伤害到“非我族类”。 由于战争的失败,致使其受到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残酷,被迫迁徙或被迫融合与强势民族已是必然。这应该是景东彝族人口人数要比其他少数民族人口更多的另一个原因。邻近的南涧能成为彝族自治县和镇沅能成为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楚雄称为彝人之乡,应该与李文学率领彝族起义和田四浪率领哈尼族起义有一定关联。景东县境内,各民族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没有爆发什么大的内乱,却常遭外来战乱,是因为景东坝区膏腴、山地资源丰富有关。战争必然会导致民族分裂、民族迁徙及民族融合等。


另外,比如1985年前景东筹备申请成立彝族自治县,先进行彝族人口登记,统计出所占全县总人口的比例。有这么一件事,当时漫湾镇五里村(当时称为 “五里大队”)文书李绍林到垭口小组(当时称“垭口生产队”)施家登记。施家说:“我们是布朗族,想请你把我们更正回来。”李绍林说:“没有布朗族这样一种民族嘛,上边说了,景东要成立彝族自治县,除了汉族,其他杂族统统归为彝族。你要更正,等彝族自治县成立后再说吧。”与施家有血缘关系的亲戚留在了临沧市云县漫湾镇,现在依然是布朗族。可见,成立彝族自治县之前,彝族人数为此再次被增加了。


“景东境内居住有汉、彝、哈尼、瑶、傣、拉祜、回、布朗等26种民族,总人口36.79万人,其中有世居民族14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50.4%,绝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于无量山和哀牢山的广大山区(县民宗局提供数据)。”景东民族种类较多,是云南民族种类的一个窗口和缩影。这些民族之间交错杂居,本身给民族分类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一部分其他民族在各种情况下划归成了彝族,形成了包容和谐的彝族大家庭一员,使得景东人口除了汉族之外,彝族人口一支独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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